起床的时候，屋子里有些暗，又拿起书躺着看了一会，然后起床，拉开窗帘一看，原来又已经天黑了。

      连着通宵看书，天快亮的时候看到下面的话：

     “我知道电影院放映出来的都是经过剪接的人物，一张脸后面还有几万几十万尺胶片，还有更多的表情记录在上面。那些影像离出发点更近一些。我想找到这批胶片，看看剪接前的我。”

      心有所思。

 

《走向共和》人物之袁世凯

     陈伯达的一句“窃国大盗”几乎给袁世凯下了一个永远的定论，由于这一说法代表了“官方”的一个说法，所以以后的教科书都闭着眼睛昧着良心跟随这个说法，使的直到现在对袁世凯也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夸大了他的“坏”，而忽略了他的“好”。

    关于袁世凯至少有下面几点可以说明一下：
    一，先说袁世凯对于晚清以及中国的现代化的贡献。
    袁世凯一生信服的是德国的现代化思想，他在晚清的宪政运动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足以令我们铭记的，而我们那意识先行，把人一棍子打死的教科书居然对这一点只字未提！从1901年，他靠“深厚”的厚黑之道取得大权，到1908年由于主持立宪运动中的厘定新官制得罪清朝贵族而被排挤下台，这7年时间中，袁世凯所作的事情真的太多了，贡献太大。关于这一点王怡是这样总结的：
    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现代化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山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制；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企业（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股票）；说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这些政绩斐然，循序渐进，可比拟于沙俄末代之铁腕首相斯托雷平。
    我觉得王怡总结的挺好的。而袁世凯的务实，理智以及开放的目光在《走向共和》中有很好的描述，这一点上晚清人物能够和他相比的并不多。

    二，辛亥年间，革命胜利后，孙中山让出大总统职位，而由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教科书针对这点说“袁世凯成功的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袁世凯的贡献（一）中已经说了，所以辛亥年间袁世凯的威望以及实际治理国家的才能根本不是那个孙大炮可以相比的。除了威望和才能，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当时控制全国军事势力的“北洋军”完全是袁世凯一手创建的，是一只地地道道的“袁家军”，除了他当时还真的没有人能够控制这些乱世军阀们。事实证明，在袁世凯去世后，张勋，曹锟，冯国璋，段祺瑞……，这一个个的那个不是成为割据一方，谁都不服的大军阀？所以袁世凯取代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几乎是“众望所归”的事情，不存在什么“窃取”的问题，当然，袁世凯的政治投机，玩弄权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袁世凯举重若轻，收拾残局，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使革命引发的全国混战、天下大坏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化于无形。同时他还靠个人威望促成了清室和革命党的和平化解达成退位协议，以非武力的方式让清室退位，这实乃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明”先例。袁世凯实乃民国的开国功臣，而不是陈伯达篡改历史称为的“窃国大盗”。

    三，袁世凯做的坏事。首先说说“戊戌告密”这件事，这算不算袁世凯做的一件坏事呢？我觉得这是一件坏事，但是我们并无法指责他。袁世凯骨子里就是一个深谙权变厚黑之术、精通政治投机的一代枭雄人物，一个政治人物，这一点是必须先说明的。所以，“戊戌告密”的决定在他的立场上不过是一个正常的决定，更谈不上什么背叛。把“戊戌变法”的失败归结为袁世凯的这次告密是没有什么道理的。退一步问句：如果袁世凯当时没有告密，戊戌变法会成功么？
    关于背叛共和称帝，这个绝对是袁世凯所作的严重坏事，倒行逆施，万人唾骂，也完全应该骂。倒是《走向共和》中对于这件事提供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细节：部下军官的苦心相劝（劝他称帝），大儿子黄克定的小动作（其实挺关键的）等，当然我觉得根本还是袁世凯个人，他骨子里的权势思想的驱使。
    和日本签署的“二十一条”。关于这一段，《走向共和》中并没有提，而我自己也没有找过这方面的资料，所以也不敢乱说什么，但是我至少看到对于这件事的说法并不是像教科书上说得那么一边倒。它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王怡这样说的：
    至于二十一条事件，目前研究资料证明是袁世凯授意故意透露日本的要求，借国内舆论来增加拒绝的筹码。而和日本军方有秘密勾结、甘愿接受二十一条的恰恰正是想借机反袁的孙文。但这一节学界尚无定论，牵扯又过于重大，所以电视剧中彻底回避了这一历史教材中轰轰烈烈的事件，干脆对此只字不提。
    我没有什么证据就不多说话了，但是至少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开放的思考、探索的空间。

 

 

 

《走向共和》人物之李鸿章

    只有那些缺乏一点基本的历史常识的人才会认为《走向共和》是在给李鸿章“翻案”，事实上，它不过是给李鸿章还原了一个迟来的真实面貌——虽然，历史的真相永远只能是相对的，而导演站在现在角度也难免让李鸿章说了几句早知早觉的先验主义的话。
    简单的说，李鸿章的一生是鞠躬尽瘁的一生，是尽忠爱国的一生，是高瞻远瞩的一生，是丰功伟绩贡献卓越的一生，同时，是受时代局限可悲可叹的一生。

 

    李鸿章被后人诟病，甚至被我们的教科书所贬斥，至少有两大原因。
    一是“卖国贼”的称号，直接原因在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包括《马关条约》、《辛亥条约》在内的五大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而这个定论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国人包括现在大部分人意识先行的短浅目光。几乎不用研究历史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个说法的荒谬和龌龊，就连李鸿章一生的死敌梁启超也痛斥这种荒谬的说法，说这些言论“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实际的情况是，李鸿章愿冒天下之大不违，凭借自己高超的外交手段，以及卓越的国际威望，把岌岌可危的大清朝的损失降到了最低，代价就是承担这千古的骂名。商谈《马关条约》的时候，日本方特别是伊藤博文甚至坚决地提出，他们只会和李鸿章谈判，因为诺大个中国他们只尊重李鸿章一个人。李鸿章的临危授命，忍辱负重，寸土必争，在这部连续剧中有非常详细的刻画。
    第二个则在于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因为甲午战争其实就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和日本的一场战争。
    甲午战争为什么会失败呢？简单说，一个腐朽破落的封建王朝必然会败给一个奋发图强制度优越的新国家。而细节来说，很有很多至关重要的原因，比如眼光狭隘的大清愤青官员们，求胜心切而毫无军事头脑的光绪，软弱无能没有主见的水师总督丁汝昌，还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帝师翁同龢，历史中的细节，某个个体的行为往往会改变历史的进程。“甲午海战，翁同龢与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这绝对是教科书他妈的放屁！

 

     在西洋各国眼里，对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也评价极高，事实上同时代人中，他无愧于大清第一人的美誉。电视剧中的西方各国公使把他尊称为“东方俾斯麦”。1896年李鸿章访美，所受礼遇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格。港内所有船舰鸣炮致敬，纽约曼哈顿万人空巷，50万美国人来到街头，为这位来自衰败帝国的杰出政治家高声欢呼。
    李鸿章一生兢兢业业，办洋务图自强，引进技术资金人才，创办铁路工矿企业、开办电话电报局，创办海关，建立海军，发奋图强，将许多事物于无中创出，建立各项近现代制度之雏形，而他们开创的事业对于今天而言，仍是摆在国人面前艰巨而道远的任务，我们何德何能苛求百多年前的李鸿章呢？李鸿章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在外交上折冲尊俎的方略，绥远列强，虽然没有起到实际的效用，但这不是他能力的不足，实在是当时形势不遂人意，即使几十百年后许多领导人也鲜有能比肩者。然而他却不幸摊上了中华帝国最腐朽不堪的历史时代，他的名字与这个屈辱时代相关联，是他的宿命。
    这个电视剧中编剧借李鸿章对梁启超说的一句话倒出了李鸿章身上的时代悲剧：“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最后摘抄一段1896年9月2日，李鸿章考察欧洲时经过美国接收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的几句话吧，其眼光之超前简直令人咋舌，这可是来自60多年前一位封建王朝的官员所说的话：
    记者：总督阁下，您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进行任何修改吗？
    李鸿章：……
    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
    ……
    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我知道。我啊，我急的不是这个，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利！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囗头上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啊。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女！
　　那行政是什么呢？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有人说，不不不，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些人说，共和他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大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它就像一个气球，啊，看着很美丽，可一飞上天啊，卟破灭了，我想请问你，难道我们不要共和了吗？难道共和真错了吗？如果不要共和，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如果共和是错的，那自由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平等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博爱就是错的吗？我们追求的共和没有错，当然它还不完善，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它，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哦！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但是我要说这是，这是为了完善共和，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我要说，这就是共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
　　那宪法呢？呵呵呵，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这里装的是立法权，这儿装的是行政权，这儿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你们都很熟悉，叫间接民权。
　　我情有独锺的是直接民权。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后来把科举废除了，当然这对后来大兴新学有好处，可当官就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就像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啊，民国六年来，在行政上用的是什么人啊，都是袁世凯他北洋的人，至今还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装在这儿，弹劾权！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所以你要战战兢兢的当官，老老实实的为民做事，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孙文是个疯子，吃饭穿衣都说共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他说的对。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共和。
　　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这是《走向共和》最后，“国父”孙中山的一段演讲，虽然我对这个孙大炮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他最后这一段话打动了我，我被彻底的感动了。
     共和，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实现？自由，平等，博爱，离我们还有多远？我们还需要流多少的鲜血，还有付出多少宝贵的生命才能实现这个美丽的梦想？
     请再次仔细地、一字一字地看看这段话吧！
     也许我过于悲观，我觉得这番话此时此刻更有它的价值，更值得我们去深思。
     59集的连续剧《走向共和》终于算是看完了，看的很慢，很痛苦。感想也很多，希望可以慢慢写写自己的感受。
    （上面这段孙中山在《走向共和》中最后的演讲，是最原始的完整版本，如果是看的禁播前央视放的版本，后面一段是删去了的。） 

 

 

 

张居正的悲欢际遇在400年后的今天依旧令我们扼腕不已。

 

历史不能假设。

然而，面对历史长河中张居正这一迷人时刻，我们还是忍不住要假设一下。

——如果张居正再多活10年，甚至更长，那么，明朝历史会有什么不同？中国的历史是否会有什么不同？

张居正死于他改革的鼎盛时期，正是他大展抱负，踌躇满志的关键时期。

万历皇帝去世24年以后，大明王朝终于坍塌，留下了无尽的唏嘘。

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如果张居正多活10年，明朝应该会走得更远。

张居正的改革理念提倡“法制无常，近民为要”。

在张居正死时，他生前的改革已经大见成效，国库充盈，农民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发展海军，国力强盛。而蒙古边境“安塔”20年平静，以及沿海“倭寇”都在他强硬态度下不敢再犯。

张居正后期的“经济”改革中有一项很重要的举措，那就是改变明朝从朱元璋一直以来“重农抑商”的国策，而是提倡“重农惠商”。

这一举措意义非凡。

众所周知，中国正是只有在明末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且发展迅速。相信这一历史现象和张居正的改革有莫大的关系。

所以这一假设令人着迷。

明末，封建主义体制已经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纵使张居正的雄心大志，也难以力挽狂澜；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底层的资本主义力量的顺利积攒可以为以后的社会变革提供一个不同的可行选择。

 

张居正一方面铁血手腕，另一方面又实事求是。

这是他和历史上另外两个伟大的改革者，商鞅，王安石，最大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他生前取得成功。他用强硬甚至残酷的手腕把反对派全部无情打倒，他信奉的是“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朝廷法则，一意孤行的按自己的意愿推行他的改革。

张居正更是一个深谙社会改革本质的具有大智慧的改革者。

在他改革的10年中，基本上是前5年大力推行政治改革，而后5年才推行经济改革。

正是5年的卓有成效的政治改革，张居正建立了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机构，即使这一塑造是一定程度上的。张居正对高效的定义是“朝上夕下”，早上发出的命令要在傍晚前得到执行。同时“六部”之下设“六科”，“六科”监督“六部”，小官监督大官，“六科”对张居正直接负责。对于一向从上到下懒散，臃肿的明王朝，这一改变令人耳目一新。

张居正在朝廷大厅里为每一个官员设立评定审核的“小纸条”，公开，公平，每天公布。

这一切，执行的前提都是他大权在握，唯我独尊的铁血统治。

 

张居正死后，明朝到灭亡之前对他的评价都是一直有截然相反的两个态度，褒贬分明。然而，从可以看到的一些史书的记载，对于张居正的改革，老百姓态度却是始终如一，从未怀疑过的。

而张居正死后的大清算中，绝大多数也都是属于私人恩怨的秋后算帐，咸有人对他的改革有批评之词。

这帮被张居正生前整的生死不如的反对派们，一边余恨不消的对张居正开馆鞭尸以泄私愤，一边面对夕阳的落魄，感叹着“世间已无张居正”，老泪纵横。

这是怎样的一番令人唏嘘的历史画面啊。

 

昏庸无能的万历皇帝，对恩师，首辅张居正一向言听计从，尊重有加，甚至在张居正生病时，亲自床榻喂药！何以在张居正死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却开始了对恩师大规模无情的大清算呢？

这莫非就是集权统治下，不能避免的权力意识的复苏？

 

 

 

     这几天，看连续剧《走向共和》，半个世纪前伴随着是否废除科举制度而引发的巨大争论，不由得让人想许多。
     占据中国社会两千年之久的封建社会的存在有其内在的原因。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有重大的作用，而“八股文”形式的科举考试即是儒家思想重要的传承方式。
     中国封建社会是由皇帝，贵族，大臣，地主，平民构成的一个封闭的金字塔形结构的社会组织，而儒家思想是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间的粘合剂，若无外敌入侵，这个金字塔是相对和谐，巩固的。 
     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废除。
     如果废除延续了1318年（科举制度在公元587年，由隋文帝杨坚在全凭门第取士的“九品中正制”的基础上形成雏形）的科举考试，以实用的知识形式取代儒家传统思想这一粘合剂，那么，封建社会这一巨大金字塔还能否继续粘附在一起？如果不废除科举，那么这一金字塔能否抵挡的住帝国列强钢铁炮舰的轰击？
     半个世纪前，大清朝的统治者们陷入了这一两难取舍的困窘。
     半个世纪后，处于各种思潮冲击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新时代的我们。